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制定促進生育政策，發放育兒補貼。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雷海潮介紹，國家衛生健康委正在會同有關部門起草育兒補貼的操作方案。一時間，育兒補貼相關話題在網上網下引起熱議。

國家衛生健康委去年10月的數據顯示，已有23個省份在不同層級探索實施生育補貼制度。在各地的實踐中，育兒補貼包括哪些種類？如何領取？實施以來起到了什么作用？如何進一步優化相關政策？記者進行了采訪。

除發放現金外，還有培訓補貼、購房補貼、托育補貼等

育兒補貼是政府部門為緩解家庭育兒經濟壓力、優化生育環境實施的經濟支持政策。“也就是官方直接發放的育兒補助金。”安徽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孫中鋒介紹。

目前，育兒補貼發放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一次性發放現金，如安徽省合肥市對符合認定資格的夫婦，生育第二個子女，給予2000元的一次性補貼，生育第三個子女，給予5000元的一次性補貼；二是定期發放補貼，如山東省濟南市對符合相關生育政策規定的濟南市戶籍家庭中新出生的二孩或三孩，每孩每月發放600元育兒補貼，直至孩子3周歲。

四川省攀枝花市在2021年7月就出臺了育兒補貼政策。相關政策明確，對夫妻雙方戶籍均在攀枝花且參加當地社會保險，按政策生育第二、第三個孩子并落戶攀枝花的家庭，每月每孩發放500元育兒補貼金，直至孩子3周歲。截至目前，全市財政已累計兌現育兒補貼2897.95萬元。

寧夏回族自治區衛生健康委員會婦幼處負責人吳林介紹，寧夏戶籍夫妻，自2023年1月1日零時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并落戶寧夏的，可分別獲得2000元、4000元的一次性補貼，同時每孩每月發放200元育兒補貼金，持續至孩子3周歲。一次性補貼所需資金由自治區承擔60%，縣（市、區）承擔40%；按月發放的育兒補貼金由縣（市、區）全額負擔。

從記者的采訪看，育兒補貼范圍大多涵蓋二孩和三孩家庭，一孩家庭并沒有納入享受優惠政策的范圍。

“從廣義的角度來說，目前各地實施的育兒補貼政策包括生育津貼、育兒補貼、托育補貼、稅收減免、購房補貼等。”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中國人口學會婚姻家庭專業委員會委員范文婷介紹，生育津貼是針對孕產婦的經濟補貼，育兒補貼則由政府出資，根據家庭生育的孩次發放現金補貼，“部分城市已經開始試行購房補貼政策，多子女的家庭根據生育數量，可在購買新建商品住房時一次性給予不同程度的獎勵補貼。”

除了直接發放現金，相關的配套措施也在陸續出臺，持續減輕家庭育兒的經濟成本。

安徽省去年1月下發通知，提出對因生育中斷就業的女性，在其生育2年內參加就業技能培訓，按規定給予每人500元—2400元培訓補貼，符合條件的，培訓期間給予每人每天50元生活補助。合肥市在去年5月發布通知，二孩及以上的本市戶籍家庭新購買新建商品住房時，給予總房價1.5%的購房補貼。在攀枝花，共有77家機構自愿參與普惠托育補貼券活動，已累計發放托育補貼券5099張。

寧夏增加60天產假，規定男方享受25天護理假，參加婚檢者婚假由10天調整為13天，0—3歲嬰幼兒父母每年還可享受10天育兒假等。不斷加大對普惠托育服務的投入力度，截至2024年底，全區共有托育機構513家、托位數2.97萬個。

帶來什么效果

政策實施帶來的直接效果是減輕了育兒家庭的經濟負擔。

“老三出生時，社區工作人員就主動上門提醒申領生育補貼，每月200元準時到賬，我們常開玩笑說孩子出生便‘自帶工資’。”寧夏銀川市的三孩媽媽王蕾說。

“我在2024年6月剛生完第三孩，累計可領取1.12萬元。雖然不能覆蓋全部育兒成本，但可以負擔奶粉、尿不濕等部分剛性支出，切實減輕了育兒負擔。”寧夏固原市原州區市民馬瑩算了一筆賬。

家住攀枝花市東區東華街道、今年34歲的彭月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二寶1歲多了，每月都能領取500塊錢的育兒補貼金，可以用來買奶粉和尿不濕。”在彭月身邊，不少朋友都生了二孩、三孩。“除了育兒補貼金，還有托育補貼券呢。3歲以下小孩入托，每人每月能有200元，全年不超過2000元，也能減輕不少負擔。”彭月說。

政策實施兩年間，寧夏累計發放育兒補貼1.2億元，惠及3.3萬個家庭。2023年全區人口出生7.3萬人，出生率達10.02‰；2024年出生人口回升至8萬人，同比增幅約10%，其中二孩及以上占比穩中有升。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育兒補貼及其配套措施的確起到了緩解家庭經濟壓力的效果。但是生孩子對于家庭來說，是一個需要綜合考量的命題，生育、養育、教育的成本都要考慮進去。”孫中鋒說。

政策如何進一步優化

關于政策優化，寧夏大學法學院行政管理和社會學系副教授雷安琪建議，可考慮提高補貼金額，適度增加三孩補貼，并探索覆蓋一孩家庭的可能性，增強政策激勵效應。擴大適用范圍，逐步放寬補貼申請條件，適度納入長期在一地工作的非戶籍人口，提高政策包容性。

育兒補貼政策要兼顧公平性和地域性。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朱同玉認為，我國生育率區域差異顯著，整體呈“東低西高”。相比于大城市，同樣的育兒補貼支持，更有利于提升縣域和農村的生育水平，但這類地區往往又面臨財政壓力。因此，應建立國家生育支持基金，探索建立由財政支持、資金來源多元化的育兒補貼制度，并向重點區域和重點人群傾斜。在一線城市和財政寬裕、生育率低的地區率先試點一孩生育補貼。

“育兒補貼能否充分發揮作用，取決于補貼來源、補貼對象、補貼金額、補貼方式、補貼類型等。政策制定時，要考慮地方財政壓力和群眾實際需求，才能提升育兒補貼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續性。”范文婷說。

在完善配套政策上，雷安琪建議，應完善托育支持，加快普惠性托育機構發展，降低家庭育兒成本，提高生育意愿。建立長期保障機制，推動“中央財政+地方財政”聯合出資，確保補貼政策的穩定性，并探索稅收減免、住房支持、職場友好等綜合措施，形成長效生育激勵體系。

孫中鋒也期待未來會有更多支持積極生育的政策措施落地，“人口問題是長期性、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的問題，社會各界要樹立科學的人口發展觀。要加大對托育機構的支持力度，增加專業普惠的托位供給；同時健全相關的社會保障體系，例如，對育兒父母的社保進行補貼、對招聘育齡女性的企業進行補貼、提高未成年人的醫療報銷比例等。最后，也要營造生育友好的社會氛圍，幫助廣大民眾理解和支持國家及地方的生育、人口結構優化等相關政策。總之，提高生育意愿，要以需求導向制定政策，減輕大家的后顧之憂。”

（本報記者姜泓冰、游儀、羅陽奇、焦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