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的荔枝》劇照

近日，改編自馬伯庸同名小說的劇集《長安的荔枝》在中央電視臺電視劇頻道與騰訊視頻熱播。該劇從“驛傳荔枝”這一微小的歷史故事切入，展開了一幅唐朝官場生態與民間百態的風俗畫卷，其細致考究的歷史風貌和層層推進的敘事張力，引發了觀眾對這一歷史典故的全新想象。

文學改編的“加減法”

熱門小說的影視化改編向來是“戴著鐐銬跳舞”——既要讓原著讀者滿意，又要讓劇集受眾喜歡，著實考驗改編的功力。劇集《長安的荔枝》在保留原著核心沖突和文學質感的同時，對人物、情節進行了合理的“加減法”，使故事更符合影視敘事的節奏。

在角色塑造上，劇集增加了李善德小舅子鄭平安、波斯商會行首阿彌塔、嶺南空浪坊坊主云清等關鍵人物。鄭平安的市井圓滑與李善德的木訥老實形成鮮明對比，為故事增添了生活氣息和喜劇色彩；阿彌塔從何有光麾下“犬馬”轉變成為父報仇、伸張正義，展現出人物內心的掙扎與成長，勾勒出一個立體豐滿的女性形象……透過這些人物的遭遇，觀眾能找到與自己生活相呼應的困境與抉擇，這種跨越時空的情感共鳴，正是《長安的荔枝》最能打動人心的地方。

在情節設置上，劇集巧妙做“加法”，通過精心設計的人物關系和戲劇沖突，豐富了故事層次，增強了戲劇張力。除了原著中李善德受命轉運鮮荔枝的主線外，新增了鄭平安復仇、卷入官場派系斗爭的副線，兩條線索相互交織，一連串跌宕起伏的故事次第展開。此外，李善德利用園藝技能獲取阿僮信任、阿彌塔以身犯險搜集證據等新增情節，都讓故事更加引人入勝。

與此同時，針對情節的合理“減法”也實現了主題的聚焦與人物塑造的深化。相較于原著對轉運荔枝技術細節的詳盡鋪陳，劇集精簡了李善德反復多次實地測試轉運路線、保鮮技術的橋段，將筆墨更多地集中在人物對各種外在挑戰的應對和化解上。這一改編策略不僅提升了敘事節奏，也讓人物弧光得以凸顯——原著中那個逆來順受、委曲求全的李善德，在劇集中經歷了一次次現實重壓后，完成了從“被動求生”到“主動抗爭”的精神蛻變。這種人物塑造的升華，最終將一個普通小吏在時代夾縫中守護良知的故事，淬煉成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寓言。

唐朝社會的“風俗畫”

劇集《長安的荔枝》徐徐展開一幅唐朝“風俗長卷”，以細膩筆觸將觀眾對唐朝的瑰麗想象，轉化為熒屏上可觸可感的市井百態、生活細節與人物風貌，為劇集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蘊，使其在空間塑造、內涵呈現與價值引導方面展現出獨特的藝術魅力。

沿著李善德由南至北轉運荔枝的路徑，劇集《長安的荔枝》勾勒出唐代社會的多元風貌。作為唐朝的政治文化中心，長安繁華莊重，巍峨的城墻、規整的坊市無不彰顯著帝國都城的威嚴與秩序；而作為海港城市的嶺南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市集喧囂熱鬧，異域商旅穿梭往來。李善德等人在南北之間的奔襲，不僅是地理空間的跨越，更是地域文化、社會風貌的深度體驗。

劇集《長安的荔枝》對唐朝陸海絲綢之路繁榮景象的描繪也十分精彩。阿彌塔、蘇諒等胡商活躍、海上貿易興盛等細節，展現了唐朝開放包容的對外政策，以及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地位。這些內容不僅豐富了劇集的歷史內涵，也讓觀眾對唐朝的多元風貌有了更直觀的認識。

作為一個以歷史典故為引子的虛構故事，劇集《長安的荔枝》在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找到了精妙的平衡。創作團隊在服化道等細節上嚴格遵循唐代歷史風貌，從建筑風格到服飾禮儀，從飲食器具到市井布局，都力求還原歷史的真實質感，讓觀眾仿佛置身于那個繁華的盛世之中。這種對歷史細節的嚴謹把控，為劇集奠定了堅實的歷史基礎和審美水準。

電視劇《長安的荔枝》跨越了“嶺南荔枝如何轉運長安”的表層敘事，深入探討了“一個普通人在困境之中如何捍衛良知”的價值命題，讓千年之前的歷史一幕與當代觀眾產生了深刻的對話。正是在這種以小見大、映照現實的敘事策略中，該劇展現出歷史題材作品應有的精神厚度與人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