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文友自南海之濱的湛江來訪，自然會談起港城詩壇的前塵舊事，其中談得最多的還是當年誕生在那片紅土地上的名噪一時的“紅土詩歌”，當然免不了會談到“紅土詩群”盟主、知名詩人洪三泰其人其詩，并由此勾起我對洪三泰的一段難忘的回憶。

洪三泰是我學習詩歌寫作的啟蒙老師，也是我人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與他是在20世紀80年代由相聞、相逢到相知的。

1980年前后，我在前途渺茫、心無所依之際開始詩歌寫作。當時我在粵西北部山區某國營農場一間偏遠的片區小學任教，手頭沒有任何可以與詩歌扯上關系的書籍可供閱讀，好在學校訂閱了幾份報刊，其中有一份八開四版的周報《湛江農墾報》，是場部免費派送的。該報辟有“銀河”文學副刊，主要發表墾區業余作者的作品。這些作品大多是表現我所熟悉的農墾生活題材，讀來有一種特別的親和力，令我愛不釋手。洪三泰也時常在該副刊發表詩歌作品，這使我能夠讀到當時最優秀的“紅土”詩歌，對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使我青春的心靈開始張開詩的翅膀。

接著，我便嘗試著向報刊投寄詩稿。經過漫長的努力和一次次挫折之后，我的一些小詩陸續刊登在《湛江農墾報》文學副刊上。期間，該副刊曾推出一期詩歌專版，邀請洪三泰對詩作逐一點評。我的一首短詩《夜，螢火蟲一閃一閃》被安排在副刊頭條位置發表，得到了洪三泰熱情洋溢的賞評，這使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其實，我那首小詩乃起步之作，毫無出彩之處，該報文藝編輯化腐朽為神奇，使之見諸報端，洪三泰的點評更是點石成金，可見他們對培植文學新人的良苦用心。也是從那時起，我才知道洪三泰是從農墾這片土地成長起來的青年詩人，其時已是省文學院專業作家，正在湛江農墾局掛職體驗生活。在追求詩歌藝術的道路上，他成了我心目中的偶像。

時間到了1984年夏天，我從農場被借調到《湛江農墾報》（《粵西農墾報》前身）從事文學副刊編輯工作，正好和洪三泰同在一座寫字樓辦公，也同住一座宿舍樓。他一家住在一樓的一個小套間，我住在三樓的集體宿舍，大家同在一個樓梯口出入。這樣一來，使我有了更多向他請教的機會，我們在一起談文學、生活和工作，每次總離不開詩歌創作的話題。他的循循善誘，使我這位初涉文壇的后來者，有著如魚得水的感覺。

但不久之后，我便從《湛江農墾報》調到鄰市一家日報社工作，繼續干文學副刊編輯的差事。在此后的一段時期，我和洪三泰鴻雁往來，互通信息，談詩論道。同時，我先后研讀了他業已出版的詩集《天涯花》《孔雀泉》《野性的太陽》，從中受益匪淺。我的詩歌作品也開始陸續在省內外的主流報刊發表。1988年，經洪三泰介紹推薦，我加入了作協廣東分會。

回顧我的詩歌創作活動，從作品中不難看出，我對詩歌的創作追求受到洪三泰倡行的“紅土詩”的啟發和影響，大多表現自己熟悉的現實生活題材，充滿了對土地的感恩，以及對勞動、愛情和新生活的贊美和向往，彌散著陽光和泥土的氣息，帶著鮮明的時代烙印和地域色彩。但客觀地說，這些詩歌作品，只是我文學創作活動初期的習作，除了少數寫得較有新意，或者因詩中自然流露的濃烈情感而打動人心外，其余都流于表面化而顯得膚淺和稚嫩。雖然有些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撰文在報刊上對我的詩作給予熱情的評價，但對自己這一時期的篇什，我總有一種“悔其少作”的感覺。隨著歲月流轉，時過境遷，我與墾區的生活漸行漸遠，一個全新的更加豐富多彩的現實世界在我的眼前漸次展開。我知道，作為一個農墾生活的熱情的歌者，我的使命已經完成。在我生活的新的城市——南方油城，我帶著熱情、感激和沖動開始了新的歌唱，這一時期我創作的大量謳歌油城的詩歌作品，先后在《南方日報》《羊城晚報》《作品》《中國石化報》等報刊發表。而進入80年代后期，隨著朦朧詩潮的洶涌而至，我一時無所適從或難以接受，在迷惘中感到詩壇已沒我什么事了。從此，我漸漸淡出了新詩的寫作，轉而進行散文詩和散文的探索、耕耘，我的業余寫作也由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如果說，我在文學創作方面還有一點可取之處，獲得一些聊以自慰的成績，那么與洪三泰的指引、鼓勵和幫助是分不開的，這也算是一段師生情緣吧。

在我的印象中，洪三泰性格隨和，待人熱情可親，舉手投足間透出溫文爾雅的詩人氣質。從他身上，我更多地看到一個農民的兒子的憨厚質樸，而不見恃才傲物、躊躇滿志的才子習氣。他的平和、低調帶給我深刻的影響。這使我想起網絡上的一句流行語：“低調做人，高調做事”。

我和洪三泰自港城一別，此后相隔一方，竟無緣一面。雖然期間他曾有過一次油城之行，與本地的文學愛好者交流詩藝，卻因陰差陽錯、人事阻隔，使我與他失之交臂。那時我在報社分管采編工作，業務繁忙，加上業余愛好的轉移，已多年疏于文學創作，和洪三泰也已失聯多年，之后我和他一直沒有互通信息。我想，凡事順其自然就好，緣來緣去，原是世間常事。只是，在文學寫作的道路上，他對我以及其他文學新人曾經給予的關心和幫助，是我們永遠不能忘懷的。而此刻，我讀著他寫給我的一封封來信，其音容笑貌仿佛又浮現眼前，不禁內心一陣溫熱。